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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追念张纯如
“有时，活着就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塞内卡（前4-65年，古罗马哲学家）
“Sometimes even to live is an act of courage”——Lucius Annaeus Sen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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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20年前——
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上午9：15分。加州圣克拉拉县供水部门员工经过17号公路靠近熊溪路（Bear Creek Road）时看到公路旁边停着一辆车，他减速后按了喇叭。见对方没有反应便停车，走近后看到驾驶座上一个女士歪斜着的身上有血，……。她就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3-28/2004-11-9）。
4个小时之前，在圣·何塞距离这个自杀现场约25英里之外的一个连排公寓里，纯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醒来发现纯如和车子都不见了，却在她的书桌上发现了三份遗书，他立即拨了报警电话。
9个小时之前，同往常一样俩人12点时上床睡觉。大约凌晨两点先生醒来看到纯如在卧室外的过道里来回走动，便提醒她：睡觉吧，现在是凌晨两点。纯如回到床上。但不多会儿她又起床。先生坚持道，你需要睡觉。这样，看着纯如睡着后先生才入睡。
24小时之前，11月8日，星期一中午，纯如到枪店去买了一把老式“左轮手枪”。回家后发现自己无法把子弹上膛，遂回枪店要求帮助。路上在一间之前她们夫妇常去的寿司店吃了一份午餐。店经理知道纯如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她事后回忆说，她（纯如）好像不怎么开心（she appeared unhappy）。回到枪店，店员教她子弹怎样上膛。“她看起来心不在焉或者有点冷漠”（she seemed distracted or aloof），店员告诉调查事故的警察。当天在丈夫下班回家之前，纯如写了那些遗书。
48小时之前，11月7日，星期天。夫妻两人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海边码头上吃的午饭，然后去了夏米纳德水疗中心（Chaminade Resort & Spa）、一个占地 300 英亩的度假胜地。那天纯如还做了按摩。
72小时之前，11月6日，星期六。丈夫想着要给纯如一个有别于往常的周末，他们去看了刚刚上映的、根据黑人/盲人歌手雷·查尔斯（Ray Charles）生平排成的电影。“那是一部很鼓舞人心的电影，我觉得她会很喜欢的，”丈夫说。“纯如以前从未听过雷和他的音乐，回家后她还立即上网浏览有关雷·查尔斯的各种信息。”
11月6日那天，据保拉·卡门（Paula Kamen，纯如大学的同学、毕业后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好友）事后回忆：“我的手机响了，当听到纯如的声音时，通常热情洋溢的朋友听起来迷茫、沮丧、悲伤。‘保拉，’她说。‘我有事要告诉你。我病得很严重，……。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我发生什么事，你应该知道，我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n case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 you should always know that you've been a good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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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如是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代，1997年，年仅 29 岁的她撰写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而获得了国际声誉。由于她这一成就，她的声名让她自杀的消息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和互联网上迅速传开。人们不禁在问：一个如此成功、身边有爱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她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吗？她所揭露的黑暗历史是否让她备受折磨和摧残？她一心一意的决心和超负荷工作的习惯是否导致了她的死亡？她拒绝按处方服用强效药物，是否因此产生了致命的反应？等等。
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Champaign-Urbana）读的新闻专业。大四那年在《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芝加哥办公室实习，毕业后成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在报社当记者，这样她就申请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写作研修班（the Graduate Writing Semina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剧本创作、小说、诗歌和科技写作。她结业论文的题目是“科学的诗歌”（The Poetry of Science）。
纯如的表现和能力给研修班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推荐给了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的编辑苏珊·拉宾纳（Susan Rabiner）。拉宾纳那时正在物色一个懂科学又通晓中文的人来撰写“钱学森的传记”。这对任何初涉写作的人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双方签了合作意向之后纯如即开始了她的（全职）写作生涯。两年后，352页的《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又译作《钱学森之谜》脱稿。她也因此获得了“约翰·T和凯瑟琳·D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项目等”奖。
1994年12月，应朋友之邀，纯如出席了在加州库珀提诺（Cupertino）举行的“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了有半人高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那是我一生中所见的的最可怕的作品”，纯如说。更让她震惊的是，南京那场大屠杀发生已经50多年了，但英语世界里居然没有一本记叙那个血腥事件的专著。而可供参考的资料如外国传教士、驻华记者及美军军官的日记、胶片和照片等在美国就能找到。对此“我突然感到恐慌”，她说。
纯如认为，从人性角度出发，如果拿“南京大屠杀”同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比、或者拿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所带去后果相比，世人对当年发生在南京的惨剧的遗忘都是不可思议的。她意识到：人类社会进化中的这种残酷很容易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注脚——除非有人强迫世界记住它。这样，她决定用英文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叙事纪实性著作。之后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拉宾纳，并表示愿意自费出版。“不行的”，拉宾纳说，这不合我们出版社的做法。“请把你的动机和构想告诉我”。
《南京大屠杀》是一部关于1937 日本占领中国首都的残酷历史记载，它收录了日本军人在南京长达数周的暴行。书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暴行本身；一是掩盖事实。纯如说她写这本书的本意不是为了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她也没有打算分析做出如此暴行的民族之基因的构成。她想探询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杀人的魔鬼，她希望这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最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她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件事件应负的责任。她最后的结论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的人的产物，还不如说是一个危险的政府的产物。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从最初一万册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加印、最后售出了五十万册。同时，纯如本人也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人物，并到各地作演讲、签名售书，这确立了她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受害者发声的代言人形象。
2003年，“兰登书屋“下属的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了纯如第三本书：《美国华人：一部叙事历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它讲述了华裔如何克服巨大的障碍、在异国他乡塑造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从2003年11月开始、纯如开始写她一本书。内容关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对巴丹半岛投降的76,000至78,000名美国与菲律宾战俘实施强迫行军、虐待、屠杀暴行的。“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另外一个暴行。当年20多岁的年轻军人幸存下来后回国散居各处，如今都已经是耄耋之人。采访幸存者的行程从威斯康星州开始，纯如打算一个一个地实地访问。
2004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旅途中的纯如被疲惫和焦虑压得透不过气来，她住进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诺顿精神病院（Norton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Louisville），医生的诊断是“短暂反应性精神病”（brief reactive psychosis），让她服用抗精神病药及镇定剂。三天后，纯如父母专程赶来接女儿回家，医生告诉他们：她这次发病可能是个“一次性”事件，也可能是“躁郁症”（onset of bipolar disorder）发作的征兆。
“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狂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障碍，每 70 人中就有 1 人患有此病。该病的情绪变化周期（从躁狂高涨到抑郁低落）因人而异。如果不接受治疗，病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这样纯如不得不中断她的写作计划，她告诉出版人拉宾纳，“巴丹项目”可能要停一下了。拉比纳也同意：休息一下，“你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你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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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如同布雷特是大学同学。他毕业到加州读博，后找到了工作。那时纯如已经开始全职写《钱学森之谜》，所以1991年结婚时两人把家安在了硅谷。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出生后，纯如的父母也从中西部搬到了森尼韦尔（Sunnyvale），三代人住在同一个小区。纯如发病时儿子刚刚两岁，为了全力照顾纯如，他们决定把克里斯托弗送到伊利诺伊的祖父母家去。
在随后8、9、10三个月里，纯如每周单独到诊所两到三次。但她拒绝接受自己得病的事实，也决心不再回到医院去，她甚至说服医生减小给她的抗药计量。布雷特说，纯如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即使在发病的时候也不喜欢别人控制她，不让他参加她的任何治疗课程。这样，丈夫就只得在家里为纯如建了一个“健身房”；制定了一个“康复 20 点计划”，列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去海滩、给朋友打电话、吃得好一点、每天进行长达一小时的锻炼，等。9月份布雷特一度认为纯如的情况开始好转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纯如的父母亲也知道女儿自小性格独立、很有主见，不会轻易把内心真实想法暴露给别人，包括父母、家人和医师。那段时间大家对纯如的健康状况都比较担心，但谁都没有想到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她就决绝地离开了人世。
毋庸讳言，自杀永远是当事人对自己的解脱而对身边人的惩罚。同时，他人往往因为当事人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原谅他/她们，并为逝者的行为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其实（自杀事件的）当事人并不需要理由，因为自杀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时间退回到十年前，当纯如决定写《南京大屠杀》时，她的内心充满的是正义、责任。是那种道义的力量推动了她去同外部世界抗争。而在写的过程中，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对她的意志带来了伤害。而疲劳、焦虑、固执的性格是她患上“躁郁症”的直接原因。问题在于，在她最需要把自己对外界世界同情心折射到本人身上时，她却没有去努力反而轻易地放弃，从而输掉了同自己主观认知的“战争”。在美国，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个人生命远比患抑郁症的比例要低，因为忧郁症同自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这点来说，纯如走得太早、太匆忙也太可惜了。
其实，所有发生在当世的事情，如战争、瘟疫、事故，还包括生离死别、恨爱情仇，等等、等等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后人要么是重蹈前人的覆辙，要么是重见过往的旧事。但在纯如自杀事件中我发现有一个独特的环节：在她最需要感受亲情、施展母爱时，他们却把儿子送到了祖父家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缺乏对自己怎么来到人间的感性认识。但任何一个雌性动物，一旦成为母亲，她们却对生命的孕和育有着生理的、心理的双重感受及联系。孩子出生后，母子之间的血肉联系是无法割舍、也不可能被取代的。或者说，一旦有了孩子，母亲的生命便不再仅仅属于自己了。
二十年前，当纯如下决心向世界告别的时候，克里斯托弗不在身边。两岁的孩子根本不具备思维及表达能力、他不可能在电话里唤醒妈妈正在褪去的母爱。假如情况相反，11月8日下午纯如拟写遗书时儿子就在身边，或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学说话、练走路，那么她很可能会迟疑、会动摇的——也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11-6-2024
参考资料：
1.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2.
《旧金山纪事报》相关报道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