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思乱想：回到现实
Re: 闲思乱想 春暖花已谢
二十多年前听说过刀郎的名字，印象中他嗓音有点沙哑，唱的是西北民歌。去年底，网络上对他几首新歌有不少议论时我留意了一下，发觉他是自己填词作曲，唱的内容富含人文素养。更让我惊讶的，他还会比如吹笛子、弹三弦、吉他和键盘这些指法完全不同的好几样乐器。自编、自吹、自弹、自唱，神人啊？好奇查了一下他的经历，没有找出多少答案，暂且把他归入“天才”的行列吧。
“乌鸦背驮着太阳，飞下了山冈，带走了我们的春来冬往。……。对面金山神庙的倒影，是他们越不过去的围墙。”“杜十娘”的故事我是知道一点的，而古渡瓜洲则早就因为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而神往了，不料那些被刀郎编唱得哀婉凄凉，让我为人的势利、痴情而不忍。故事是冯梦龙写的，音乐却是从刀郎心里流出来的，现在它们都来抓我的心。
另外，让我感到惭愧的是，如果不是刀郎，几十年来我一直把“德令哈”错念成“哈德令”了。
德令哈是蒙古语“金色的原野”，它位于青海西宁西面大约300公里的地方，那个小城因为海子一首《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而在一个特定群体的人里留名。“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天呐，怎样的想象力才能写下这种诗句？“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难道后来刀郎也有那个气魄、那种情怀？他在《德令哈的一夜》里写道：“是谁把我昨夜的泪水全装进酒杯”, “用这短短的一夜把痛化做无悔”。我必须承认，刀郎勾起了我对海子的惋惜。
海子，一个从乡村走到北京的读书人，那时他的心思差不多都放在写诗上而无暇体会、顾及社会的变革和动荡。35年前就在那广场上的呼喊、抗议，流血、逃亡发生前，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法中止了自己的生命。那个场景让我就心痛以致不敢多想。如果海子还活着，这些年来他一定能够写下更多的诗作。那其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应该看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无独有偶，对岸的三毛也在遭遇变故后了断了自己。我现在宁可相信，他们有我所不理解的眼光、追求和心胸。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未来。
我祝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过的比这里要好。只不过，这35年来，虽然自然界年年“春暖花开”，但对他那个生命来说，一切都已不再。
6-10-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 刀郎与汪峰
自从“海听”刀郎这大半年来，另外一个摇滚歌手汪峰也进入了我的视线，我发现他俩有词、曲、弹、唱都行的共同点。这同我印象中的大陆流行音乐界的情况完全不同。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有个作曲家施光南，他只为别人的词谱曲，也不会唱。像朱逢博、李谷一等歌手只唱、而别的都不会。我开始好奇这歌曲创作一体化、个人化的趋势是怎么来的？
搜索当今美国最热门的流行歌手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维基说她的那些歌词都是自己写的。再搜老一点的，如丹佛（John Danver），得知由他唱红的近300首歌中有三分之二是自己写的，不过曲是别人编的。因为对流行音乐了解不多，不敢断言刀郎/汪峰绝无仅有，但我觉得他们两人还真的是让人景仰。也就是最近我才理解为什么那个国际知名的电影演员会嫁给汪峰。他的才气让我折服。
说起来，自1994年组建他的乐队开始，汪峰出道已经30年了，而我对他名声却一无所知。油管自作主张向我推荐，一不小心我点击进去，随即被他的旋律所吸引。再留意歌词。不像刀郎还注重从文化历史中寻找资源、激发灵感，汪峰的个人感情世界非常充沛，只要不停地去经历去感受就行了。
油管见我开始听汪峰了，马上就开始送他的视频。我先是犹豫要不要继续下去，但是没有抵制自己的好奇心，听熟一个后接着下一个，这样也就可以算是他的资深粉丝了。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他50岁剃个平头的形象和台风，对年轻时他的舞台服和那爆炸式发型有些抵触。但是歌曲则都不错。
一边听、一边看谱，发觉刀郎、汪峰的歌曲旋律都有他们自己的相似点，就好像一个人的签名那样。这大概不奇怪。如果我们喜欢某个作家，对其的作品读了多了，大概也能从中读出作者个人的风格和特性来的。作曲也应该是这样的。
我听他们歌的时候一直在比较，如果有人问我：刀郎与汪峰我更喜欢哪个？如果仅仅从歌曲上，我很难去给他们打分。如果把所有都包括进来，比如演出的台风、手下的乐队成员、个人行为及格调等，那么我觉得刀郎更胜一筹。
6-20-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 微信大群
几个月前进了一个名叫”Salon”的微信大群。说它“大”是因为群内有70多个用户。它的群主是一个过去熟悉的、后来失去联系的网友。进去后我就发觉接受入群其实是个错误。
围绕权力和政治，近年来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受到野蛮粗暴的冲击，而且很多选民好像失去了对一些基本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国家的利益已经被自己的党能够上台更重要所取代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失去了讨论政治的热情、甚至觉得连关心每天身边发生的事情都是对人格的一种羞辱。
现在这群里来自墙内的用户关心的问题既不是我熟悉的、我也没有兴趣。从海外用户的发言和转贴里我感觉他/她们带有明显的“保守”立场，而且不管不顾地trash“进步”。我个人不反对保守，也常常觉得跟不上社会的进步，但我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优劣之分。事实上，我觉得人类社会一定是要朝前走的，我们可以对前进的速度提出异议，但不能从根本上去否定“进步”。显然，我的这一立场是无法被那里的群友认可、接受的。因为也不想扫别人的兴致，所以我就什么也不能说。
我觉得不管是左还是右，在微信群里发表个人政治观点是非常不合适的。不像网络论坛是开放性的、现在这微信绑在手机里、入群受邀请，群里人来人去大家一目了然。这样，只看帖子不发言不decent，跟风顺着别人的观点也不做不到，也不能逆着风向跟人唱反调。甚至提议大家“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也不行，如今我真正是感到骑虎难下了。这样一来，我的“怨气”只能朝着这个群主发了。
这群主就是一根“神经大条”，他把相互没有交集的陌生人拉倒一起后，只想自己尽兴而不顾别人的感受。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群内大概只有一半人发言，另外一半都保持着沉默。在这一半发言的人中，真正活跃的差不多就是十个人左右。那么问题来了，群主根据什么标准请人入群？我碍于过去的友谊事先没有问过，他也没有向我声明这是一个右倾的“时事政治群”，否则我一定就婉拒了。现在我对群内原创的文字贴快速看一下，而对转贴的公众号文章一律不看。有时早晨打开手机，上百条帖子我根本没有时间看，所以就直接删除。我可以退群的，但还没有想好。
前不久看到一则对话我觉得有点意思。Q: you’re willing to lose friends over politics? A: I’m willing to lose friends over morals. 这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前540年—前480年）那个“Character is destiny”的名言来了。Character是个大词，在这里翻译成“性格”太浅了，我觉得哲人想说的是“品格”。我不会因为观点而同朋友分道，但愿意为了保持对正直品质的追求而“独身”。
6-25-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 指南还是指北
朋友送了一本保健类书，我没看内容先对它的副标题《逆生长指南》产生了兴趣。我们都知道生命不可能“逆转”，既然如此，何言“指南”？
指南一说来源于指南针。但指南针——其实地球人习惯了——以北而不是南来确定方向的。记得那年参观待售房子时，代理把一个“指南针”放在前门台阶上，然后用手明明白白地指着前方说“这是北”、而没有掉过头去说那是南。这是因为北半球离北极近，指南针头当然朝北。指南只是它的衍生结果。
我估计“指南”只是中文人群里流行的说法，因为指南针在英语里是compass。把这个“康派司”翻译成中文它就成了“罗盘”。罗盘不只指南，它显示的是360度全方向。我个人认为，叫“罗盘”比“指南针”更客观、恰当一些。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指南针在北半球指北，那么南半球就应该指南了，不是？那么在赤道线上呢？在南北那两个极点呢？这么一想我就无法淡定、必须立即请教顾兄了。
1，地球磁场是由地球自转和地核中富含铁的流体晃动产生的，所以磁场和磁极会根据流体运动的速度和模式而移动。2，地球有地理极和磁极。3，地理北极和南极位于地球旋转中心轴的两端，然而，北磁极和南磁极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点，它们与相应地理极的距离可能相差数千公里。4，地球的磁场并不是从北极到南极都是直线的。当你靠近磁南极时，磁场线会弯曲，直入磁南极，与地球表面垂直。
根据上述几个定义，我大概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如果有一个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自由移动/浮动的指南针，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它的指针分别指向南方和北方；而在南北两个极，指针指向下方地面；只有在赤道上，典型的指南针才能最准确地指示哪个方向是北，哪个方向是南。这是因为在赤道上，地球的所有磁场线都是水平的，与地球表面平行。看起来，“指南针”指南还是指北，其中的学问还真大着呢。
指南针的发明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形式不同。在中国，因为缺乏科学根据，最早叫“司南”的那个东西我们现代人一直无法复制，所以它至今只是一个传说。倒是 “指南鱼”，它浮于水面，与能够自由转动的磁针原理相同，让人比较能够理解和接受。
而两者都用了“南”字我认为不是巧合，因为它符合传统中国文化“南阳、北阴”，“南尊、北卑”的认识。这样，明明指针指北，中文里却偏偏叫它指南针了。因此中文市场上打着“指南”的书汗牛充栋，从育儿到升学，然后有出国到现在的“考公（务员）”等，不一而足。但如果谁想要占领国外市场，书名则不能用“指南”。因为英语里“往南走”有向下的意思，暗示衰落、恶化甚至失败。当然，我是中文读者，指南类书还是会读到，何况朋友是竭力推荐的。
7-3-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 了无踪迹
为纪念克莱伯（Carlos Kleiber, 1930-2004）逝世二十周年（七月十三日），“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eutsche Gramophone ）最近推出了克莱伯全套录音的CD。考虑到CD/DVD几乎已经完全被挤出了市场的现状，DG还敢冒赔本的风险，那是要有胆识的。不过那肯定是出于对这位已经去世指挥家的真爱。
据看过《与卡洛斯的通信》(Corresponding with Carlos——A Biography of Carlos Kleiber)那本书的人介绍说：该书前半部分是传记性质，它涵盖了卡洛斯及他父亲的指挥职业生涯。后半部分则选用了作者与克莱伯本人通信中的内容，从而使得该书成为任何对指挥艺术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目。我知道任何人想要写克莱伯的生平都会很难，因为他根本就不接受采访，也很少公开发表言论。这样一来，他那私人信件就成为仅有可以了解他内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了。
我没有买那本书，因为我只是业余听听音乐，或者说我对克莱伯的指挥艺术情有独钟。虽然我无法从录音中把他同别的指挥家区分开来，但他现场录像却绝对让我惊艳。以致他去世后我一直敬仰他。我以为很多人同我一样，这些年里都没有忘记过他。大千世界，素昧平生，想要忘记一个人同想要记住一个人同等困难。
克莱伯一生只指挥了不到二十部曲子，对此一般的理解是他为了追求完美和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都知道文字创作、包括翻译诗文后只改一遍同修改十遍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指挥了贝多芬第四、第五和第七交响曲，却回避了第九。他指挥过莫扎特的交响曲，但不碰他的歌剧。事实上，他没有碰过巴赫的康塔塔、亨德尔的清唱剧、海顿的弥撒曲！或者说他没有碰过任何一部宗教体裁的音乐。我一直不明原因，别的爱好者心中大概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在我心目中，克莱伯是可以同莫扎特比肩的人物。莫扎特每一个音符都是美的，而克莱伯每一次抬手、每一个转身都无人能够企及。可能他们两人原本就不属于这个凡世，而是来自天外的神人。说到“神人”，此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深吸一口气，这样我就可以再认真想一想。
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腼腆的面相、谦虚的人品、孤寂的行事方式、背着巨大的声名却特意活得“了无踪迹”，等。六十岁后他就开始隐居，他知道上了年纪后怎么都无法维持当年的热情和活力，他不想让衰老坏了他的形象。而这种品性同如今官场上迷权恋位的风气截然不同。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给了我太多、太优美、太强烈的视觉上冲击和享受。把这些特质统统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就没有办法不感谢他、不怀念他了。
7-13-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孤独寂寞
上周末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大选。那事本身并非意料之外，倒是堂堂美国总统也要靠“X”来发布这一消息则让我感到有点吃惊：记者招待会形式不是更严肃、更正规吗？
我们知道在电子数码时代之前，各行各业头面人物（celebrity）只能通过报纸、电台才能发声。从时效性上，它们当然不如今天的社交平台快捷。所以如今只要是个“人物”，几乎没有不“X”的。可是过去有不识字的文盲，现在也有守旧、落伍而不踏社媒平台一步的、比如“我”。留意一下周围，其实同我一样不赶新潮的人还不少。有人对“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归纳了不少共性和特征，其中以valuing authenticity重视真实性；cherishing privacy 珍惜隐私；being introspective自省； fostering real relationships 在意培养真正的人际关系；embracing solitude拥抱孤独几项比较显著。
提到孤独，让我想到常常被海外老中们拿来自嘲的“好山好水好寂寞”那句话来。
仔细想，虽然孤独和寂寞有相同的意境，但前者出自《孟子》“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往往用来描述人的社会关系及生存状态。而后者则侧重于人的主观心态——因为即使生活在车水马龙的都市，人仍然会感到寂寞。这个分类我个人的见解，不是十分确定。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借助英语。
我在翻译器里来回、交叉输入“孤独”和“寂寞”，它给我的是solitude和loneliness，这不解决我的问题。便进一步打入“这两个词的区别是什么”？Google在肯定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后给了我这么一个解释：…… solitude as a healthy, personal discipline that allows you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self-reflection, while loneliness is a state of sadness because one has no friends or company。这似乎证实了寂寞确实同人的（悲哀）自我心态有关。
所以，别人可以认为我（们）在异域他乡“获得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这种外在形式，但他们绝对无法知道我内心是否觉得寂寞。事实上，我并没有孤独感，也没有寂寞心，反而非常享受孤独、而且主动去拥抱它。难怪我没有在“领英”、“面书”里公布个人履历，也不想在“INS”（Instagram）里开设账号上传相片，等等。至于那什么“推特”或者“X”，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在那里发布两百个字个人即时动态 。
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说“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源于我们无法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房间里”。（All of humanity’s problems stem from man’s inability to sit quietly in a room alone.）这里的所有格“All”有点过度，但我相信现今社会有些问题确实同是我们不能prioritizing mental health把自身心理健康放在第一位；seeking genuine experiences寻求真实的经历和体验；appreciating simplicity欣赏简单和practicing mindfulness尝试“正念疗法”有关。
我想，如果我活在古罗马时代，我也许会不时地到城里的公共论坛（Comitium）去听听思想先驱们的呐喊、辩论，也会去寻求行政长官们发布的各种政令，甚至会旁观对坏人的审讯和判决而不会倘佯于今日数码制式的“town square”。想一想就知道了，现在流行的社交媒体上有多少真知灼见——如果它们还没有完全被各种阴谋论占领的话。
事实是，如今大家都热衷构建自己的信息茧房，何况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交换不同观点和看法的理性和道德基础，这时再去虚拟的社群平台为理想和正义去呼唤就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反过来，如果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我们”，那么拜登们也就失去了在那里张贴布告的动力。所以，问题在于能够耐住孤独和寂寞的我们太少太少。
7-29-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卖、买保险
我打算11月5日选举投票之后探亲。在订机票时我注意到一个购买保险的页面，细读后知道这是一个由保险公司提供的、对购票人因故临时不能出行而提供赔偿的保险项目。扩展开去想一下，生活中这种“可能性”很多。换一句话说，只要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就都可以投保：大到发射航天飞行器，海上货运，小到日常购买家用电器具，开车等等。另外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它们也买保险，当理赔到了一定数额时，身后的大保险公司就出面开支票了。
常识告诉我们，东西越新越不会出故障，所以我从来不在家用电器店买延期保险。但有些保险是法律规定必须买的，比如行车保险。也有些保险是买个安心，比如自家的住房。
每年8月我家车、房保险到期前保险公司都会把调整后的保单寄来。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所以我一直没看担心保费会涨，所以不看更新后的保单内容，到期时让保险公司自动从银行里把保费拿走就是了。今次我突然有一种异样感觉，接到邮件后就顺着登录到了保险公司的账号。结果发现这五年期间保费涨了一倍。另外里面不少保项比较离谱，完全没有必要。
比如“水淹地下室”。我家房子在一个小坡上，这里再怎么下雨都不会遭遇水灾的。同对方交涉后她们说这个项目是必须的。另外，在“室内财产额”栏里的数字是房价的百分之六十。我说我们家里的东西根本不值那么多的钱，对方回答：按照房子价值的百分比是“行业标准”。还有关于投保的房价也偏高。不错，这些年房地产确实增值了。但是，各市镇及房地产网站对房子的估价还包括了地皮。比如我们房子的地皮占了总价值的四分之一。难道地皮也需要保险吗？
类似只对保险公司有利是“数额”、“保项”在车子保单中也有。像驾驶人的年纪和车龄增大后容易出事故，相应地保费也就增加。这可以接受。但是，这因为是旧车所以买了“半保”，但保险公司却还是给我加了一个“自然灾害损失险”和拖车服务。保险公司就在（我的）“默认情况下”，把需要的、不需要的统统放进保单，这样保费自然就高了。
有人把今天的通货膨胀归罪于“新冠病毒”流行时政府发钱救市及供应不畅导致物质短缺而后物价上涨。因为特殊时期而出现的特殊情况可以接受，但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那时疯涨的物价不仅还没有退回来，反而还在继续上升，这可能就是其他原因了。
保险公司是卖家，保单上的保项是他们的商品。同其他商店一样，商家卖的商品越多、越贵对他们越有利。这就是为什么保险公司愿意把投保的数额不断提高。而顾客是为之买单的人、处于他们利益的相反位置，我们不应该为非必要的保项而付出了额外的代价。放下电话后我觉得有点恼火，开始联系其他保险公司。结果发现如今的“保险市场”真的是非常严酷，拿到两个不同保险公司的“要价”，它们比我现在的还要高很多。看起来我这个“买家”并没有多少选择。
8-21-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关于“适者生存“
四十九，适者生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流传最有影响力的金句之一，它相应的英语表述有“natural selec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原话是“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 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我现在想，如果当年严复（1854-1921）严格按照达尔文的原文翻译很可能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最强大的物种，而是对变化反应最灵敏的”了。这样一来，不仅句子长了，而且意思也不如现在这八个字组合在一起铿锵上口、言简意赅。今人日常生活同自然环境联系的紧密程度同达尔文时代不尽相同，但稍微留意一下四周总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符合上述自然法则的现象的。
大约是两个星期前，我看到菜地里有一棵青椒的枝叶被什么动物啃食掉了。开始我以为是鸟干的。几天后我在近旁的一棵番茄上看到一只同我食指一般粗细的青虫时才意识到菜园里发生了虫害。由于现在茄子、辣椒等正处于结果时期，不能碰洒药水，我只能用人工捕捉的办法控制虫害。
可是“有机”种菜谈何容易啊！这青虫的颜色及色彩纹路让它们在植株的枝叶中很难被识别。我蹲了一会儿后眼花缭乱，毫无斩获。那时脑子里想到的就是“适者生存”那几个字。是啊，这肉鼓鼓的青虫如果没有自身进化带来的这层特殊“盔甲”，它们恐怕早就成了飞鸟食物链中的蛋白质了而灭绝了。
想起来这自然世界确实奇妙：蚊子在水中产卵长成孓孓；苍蝇利用死去动物的躯体（蛋白质）走完从卵到蛆的繁殖过程；而“披头士”（甲壳虫）们则把卵生到庭院草坪上，其幼虫（俗名地老虎，英语grub）自己会潜入泥土后靠啃食草根而生长。这几种昆虫充分利用取之不尽的资源、互不干扰。而我现在要消灭的这款青虫是某种蛾、蝶的幼虫，它们居然把我那长了几个月的番茄、辣椒当作它们的产房，再把茎叶的纤维、叶绿素转变成其生命循环的营养。老实说，我一边对青虫感到束手无策，另外也对这自然的选择感叹不已。
且慢，当捉虫捉得筋疲力尽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一条青虫背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芝麻大小的白色疙瘩。那画面看上去有点恐怖，而且青虫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立即查网，得知有一种叫“金眼蜂”的不劳而获，在合适的时节直接把卵产在青虫的肉身上——它们合理利用了资源，而金眼蜂就此成了我的帮手、菜青虫的天敌了！现在我眼前就是这么一幅“物竞天择”画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自然界的资源是开放式的，只要用心、进取，每一种生物都可以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自古到今我们人类不也是这样吗？
这些年随着工业化不断向前发展及科技带来的进步，在美国的中西部造成了一个“锈带”（rust belt）地区，其中包括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那里曾经是美国产业工人——矿工、钢铁工和汽车装配工最集中的地方。早一代的老移民们原先穿着（蓝领）工作服就可以获得一份中产水平的生活，自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后加速了全球化的浪潮，廉价工农业及生活用品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在同发展中国家便宜劳动力的竞争底下，美国锈带不仅失去了优势、而且也失去了相当的工作机会。当进入21世纪电脑、数码时代后，锈带的边缘化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这里的“锈”字既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也揭示了人的精神状态。移民的共性是起步晚、机会少、起点低，但他们有强烈的意志和信念。所以只要能够生存，他们什么样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相比较，“当地人”更多地会安于现状、缺乏拼搏进取精神。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这么一种心态。
慢慢地、生活的前景和压力让老移民对新移民产生了抱怨甚至敌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这是当今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消极现象。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民意是神圣的，它本身没有对错。一旦一部分选民的个人认知包括情绪被扩大、被膨胀之后就会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力量。今年大选，谁能赢得锈带——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19张选举人票谁便有机会入主白宫。
我觉得这些年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应该也面临着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的客观条件。之所以如今中国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还没有形成多少抵制的心态，那是因为1，中国的流动人口同城市原住民之间属同一民族，人口流动不具有国籍意义上的变更；2，原住民们占着“地利”因素、继续享受城市房屋升值后带来的巨大利益；3，外来人口填补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便利；4，中国个人手里没有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权利。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今有的，一定也会在将来被取代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面前任何生物都不能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否则一要么会被自然淘汰掉、要么会被另外一个物种所取代，别无他路。
9-2-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关于”适者生存“
五十，再议“适者生存”
以上是前文《适者生存》的结尾，写完后回头读让我心有不安。因为当时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从积极的方面议论了一下“适者生存”，但这个“金句”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丛林法则”的要义。这样，如果我不明确个人对“丛林法则”的看法就会留下一个漏洞、造成歧义。【我有理由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是公平的，任何生物都不能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否则要么会被自然规律淘汰、要么会被另外一个物种所取代，别无他路。】
根据词典，丛林是以草本为主、木本为辅的树林。不像森林以木本植物为主，丛林相对易于动物栖息。社会是人类祖先在走出丛林之后因同类需要互助而生活在一起后形成的结构和关系。从时间及因果关系是来看，社会是人类抛弃丛林后的归宿。简单地说，社会意味着文明和进步，丛林则代表着野蛮和落后。这样，如果把“丛林法则”拿到人类社会中来那难免牵强而且反人性了。
最近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这个“适者生存”的内涵和意义，我觉得对它的认知和反应可以从主观、客观；个体、社会几种不同的情况。当个人意识到有生存危机时，主观上我们是积极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还是无所作为、期待来自他人、社会的帮助？虽然自己没有生存压力，但是明显感到周围其他人、社区甚至民族、国家面临危机、困境时怎么办？再换一个情况，把社会、国家作为主体，把个人当作受体去思考。人的智力、能力不同。有人轻轻松松打工、挣钱而活得很容易。也有人已经努力了，可是连找个适合的工作都不容易，日子因而过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残疾人，等等。那么社会对这部分不适合的群体怎么办？人类社会能够简单地适用“适者生存”吗？
这两个星期里我不停地寻找相关资讯、跟踪阅读——从达尔文到赫胥黎；从严复到胡适；从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到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哥伦比亚历史教授）。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但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的立场居然是美国左、右两个群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分歧的一个重要根源。原来如此！它好像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我前文以“锈带”现象及外来移民所具有的意志和信念去议论“适者生存”不仅片面而且不缜密。那完全是因为看到菜地里的青虫后引起的一种冲动。我可能会继续梳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能够把想法完整写下来之前，我想说：今天我生活的这个社会，她有责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可能包括很多，比如像食品卷、住房补贴、有条件承担看病费用，还有像提供就业所需要的各种帮助，等等。我觉得让个人能够有一份体面而且有尊严的生活是社会的责任，希望每一个社会成员有这种共识。作为（有能力的）纳税人，我们应该要有同情心。我不支持也不愿意看到人类以“适者生存”作为理由重新陷于丛林为生存而角斗、去“厮杀”。
9-16-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丧钟为谁而鸣
五十二，丧钟为谁而鸣（一）
1936年7月，输掉选举的西班牙右翼势力在军人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的领导下发动政变，当时军队主要将领选择效忠于（左翼）“人民阵线”执政的共和政府，内战爆发。内战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明显。当时的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及共产主义苏联以财力、物力分别支持叛军和政府军，而英、法、美国保持中立。除了政府力量之外，由苏联掌控下的“共产国际”以“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为由向世界各国招募志愿者。内战爆发两个月后就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队员来自54个国家、总数4万多人。当时国际知名的左翼人士如加缪（法国）、奥威尔（英国）、聂鲁达（智利）等都是纵队成员。
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以记者身份三次到西班牙前线采访，战后创作了一部以美国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7世纪英国诗人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诗句《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题。可以说，大多数人是从海明威的小说里知道多恩的。
多恩与莎士比亚（1564-1616）是同时代人。在18世纪之前，敲钟是英国一种很普遍的丧葬习俗。但多恩诗句立意并非“敲谁的丧钟”，而是把人类看着是一个整体，认为他人死亡于己也是一种损失。他想要提醒世人：不要问丧钟为谁鸣，因为它早晚也会为自己敲的。
我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在三百年前的英国还是全世界的今天，多恩对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不仅前瞻而且高尚深邃。如果把他同一百多年后推导、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后辈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有点人道良知的人很容易看出谁高谁低。
海明威应该是非常理解、欣赏多恩那种深厚的人文情怀。战争让人类相互杀戮，导致不必要死亡。眼下法西斯主义向西班牙人民进攻，妄图推翻那里的民主共和政权，如果世界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某种灾难性后果早晚会临到自己的头上。这样，海明威用“丧钟为谁而鸣”做小说的标题意味深远且匠心独具。不过恐怕知道很多人没读过多恩的诗，如果只看“丧钟为谁而鸣”就很难知道其字面后的意思，所以他把《人非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 ）全文当作小说的“引子”一起发表了：
人非孤岛·多恩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
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
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
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
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
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
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
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
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二）
我是先知道《丧钟为谁而鸣》这触心的句子，再知道多恩《人非孤岛》那首诗，然后才知道海明威的小说。如此，对他选题的用意于我是清楚的。但回过头去重温二十世纪那一百年的历史、尤其是把大陆中国涉入的那些战争作为背景来回顾西班牙的那场内战，我发现当年组织援助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的理想境界并没有那么高，那些愿意为西班牙人民牺牲自己生命的原始动力也并非仅仅是出于把人类当作整体的那种同情心，我觉得在他们那些行动后面，更多的是由于共产主义——那个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人类战争的起因一般是为了争夺权力、疆土、资源，还有宗教。不幸的是，自1917年列宁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后，“意识形态”就成了大大小小战争的助燃剂。而西班牙内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同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武装较量。
“意识形态” 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具有狂热性和盲从性。1937年西班牙内战打的国家权力，但叛军后面有法西斯的支持，威胁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联盟政府，所以立即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还吸引了全球四万多志愿者加入到“国际纵队”。相比同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入侵中国是为了资源、没有伤害在野共产党的利益。随后的三年内战，国共双方争夺的也是权力，但国民党意识形态方面外在表现并不显著。尽管中国那两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及后果比西班牙内战要严重的多，除了若干苏联军事顾问外，鲜有人来履行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国际社会并没有相应的反应、给予足够的同情。
中共建政后情况立即不一样。五十年代初金日成主动出兵南韩，联合国通过决议援助汉城。中共愿意不惜举债、砸锅卖铁也要组成“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毛泽东用死伤五十多万年轻人的代价去换了几个像黄继光、董存瑞的“英雄”为共产主义做宣传和教育。接下来是越战。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是以遏制北越共产主义势力向南方扩张而逐渐卷入越南的，所以越南战争打的就是“意识形态”。既然如此，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中国继续以出人、出钱的方式“援越抗美”。
事情就是这样，这一百年来当中国人挨俄国人、日本人打时，除了美国、鲜有他国提供人道援助。而当中共统治大陆后，促使它越界卷入他国战争的动机、或者说最大的敌人竟然是美国而完全不关同情、也毫无正义。可见，在推动、助长邪恶战争时“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很大。倒是人类的良知与同情显得非常苍白。如此，我就很难接受参与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了。
当看到别人处于生与死的关头，当听到丧钟在别处敲响的时候，我们的为什么不能是多一点体恤和同情而不是火上浇油？。事实上，行使人道主义时并不需要我们流血，甚至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我们不需问丧钟为谁而鸣，但必须时时想到丧钟也会对自己而敲。
丧钟为谁而鸣（三）
海地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同古巴隔海相邻，离开美国也不远。那里人口1100万，人均GDP三、四百美元，贫困指数在世界189个国家中排在第170位，是美洲最贫弱的国家。加上自然灾害如飓风、地震不断，也没有稳定的政治系统，暗杀、政变频繁。事实上，像海地那样的国家地球上还不少，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美国能不能视而不见？。1990年国会通过了一个给予那些遭受极端自然和人为灾难国家和地区国民“临时保护身份”的法案（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PS），海地国民就是该法案保护的对象之一。在过去的34年里世界上一共有28个国家国民受惠，除了海地，还包括阿富汗、乌克兰等。需要指出的是，该法案给予受惠人以临时居住和工作的许可，但他们没有归化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
也就在TPS生效的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了一项“暂时禁止将中国国民驱逐出境”的行政命令。两年后，在该“命令”的法理基础上、众议员佩洛西提出给予所有受该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以永久居留权法案、又叫“64绿卡”。该法案在国会辩论时获跨党派、压倒性的通过。毋庸置疑，“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同TPS依据的是同样原则。
一个月前，有关俄亥俄州的海地人吃宠物的说法从保守派自媒体、右翼阴谋论网站上经竞选总统辩论之机上了新闻，周围的同事、朋友闻之愕然。
海地人到美国之后大多居住在东岸的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也有一些循工作机会到了中西部小城，如俄亥俄州斯的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海地本土有没有吃猫肉、狗肉的风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陆中国是不忌讳吃猫吃狗的。
根据我的想象和理解，即使来自于有吃猫吃狗传统的中国、哪怕过去也确实吃过猫狗的大陆移民移居美国之后便不会再吃那些宠物了。原因大概有这么一些：1，有悖现住地的风俗；2，市场上没有买；3，自己动手太费事；4，美国好吃的东西太多、太便宜。同样道理，我也推测到了美国之后的海地人也不会再吃猫狗肉了。对这事我没有做任何调查，所以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
就在陷于困惑和烦恼的时候，在新闻里听到吃宠物新闻的始作俑者、副总统候选人这样解释：是不是有人吃宠物这个事实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选前需要让媒体谈论外来移民对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个话题。那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九年来移民问题一直该党最乐意炒作的话题，因为临近选举，所以需要加大砝码？就算是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去作践人家。何况，海地人不是非法移民，他们没有抢美国人的饭碗，他们干的都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
其实如今这些恶意诋毁移民的政客，他们的祖辈还不都是在某个年月、为了改善个人生活质量、从哪个泥堆、“粪坑”边上跑到美国来的。如果那时美国也像现在这样有一半人失去了人的善良尊重同情恻隐之心，那么他们的先人未必就能够生存下来。
如果我可以从多恩“丧钟为谁而鸣”本意延伸开去，那么我想指出：当听到丧钟敲响时不关心一下村里谁死了，那么等轮到自己头上时，恐怕连给敲钟的人都没有了。
（全文完）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肖申克的救赎》
五十三，《肖申克的救赎》
如果今天有谁输入“肖申克、歌剧”（Shawshank/opera），电脑屏幕上立即会显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里面播放莫扎特歌剧片段的场景，可当年却不是这样的。1994年10月14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正式上映，今天是它发行30周年纪念日。三十年后我还记得看第一遍时内心的感受和震动。
电影是该片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Frank Darabont）根据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82年的中篇小说《丽塔·海华丝与肖申克监狱的救赎》（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改编的，讲的是缅因州一个银行家安迪·杜弗伦因涉嫌谋杀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后在“肖申克”监狱服刑19年后越狱逃跑的故事。
斯蒂芬·金是畅销小说作家，德拉邦特买下他版权后酝酿了十年，一直到92年才着手将之改成电影剧本。在改编的过程中既可以根据电影的特点和需要设计动态场景，也可以添加原著里面没有的情节，所以是“二次创作”。
影片拍成后试映观众评分最高的：一个是囚犯在屋顶刷沥青，另外一个是安迪播放莫扎特——后者是德拉邦特添加到故事里面去的。据他披露，在闭门改写剧本的那段时间里他正好在听《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剧中苏珊娜和伯爵夫人二重唱给了他灵感，遂决定加这么一个场景。殊不知，他那么一个“妙笔”，让我受益了一辈子。
回到这电影问世前的那十多年里，我对西洋音乐的兴趣只是器乐曲，也收集了不少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的交响曲及钢琴协奏曲的磁带。那时国内城市电台偶然会播放一些片段，但歌剧本身真的就像是一座高大、深厚的城堡让人生畏。去国后虽然环境、条件改善了很多，不过我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器乐曲）方向。当在电影里第一次听到那段二重唱时，我被那旋律彻底地震撼了。
与男配角瑞德的旁白“至今我也不懂这些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事实上我也不想去懂”（To this day, I have no idea what those two Italian ladies were singing about. Truth is, I don’t want to know）相反，自那一刻以后我就一直想知道那“咏叹调”出自哪部歌剧。
天道酬勤，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那时我居然结识了一位既喜欢看电影、也热爱听古典音乐的人。当我刚开口说出我的“问题”时，他就回答“是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那时我再仔细搜索头脑里有的莫扎特器乐曲旋律，实在想不出有如此“美得难以言表，又让人心痛不已”（“…… was so beautiful it can’t be expressed in words and make your heart ache, …….”）的曲调。就这样，我先是借、然后是买地开始了欣赏歌剧的生涯。我从《费加罗的婚礼》开始，到他的《魔笛》（The Magic Flute）、《女人都一样》（Così fan tutte、意大利语，That's what they all do、英语）再到其他音乐家的作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DVD版音像制品开始流行，我更是连续、重复听/看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版本的《费加罗的婚礼》的录像，歌剧中比较“难听”的宣叙调（Recitative）我也不觉得乏味枯燥。
此外我不仅逐渐离开管弦乐曲，而是从歌剧再扩展到清唱剧、安魂曲、弥撒曲和康塔塔等宗教题材。所谓“离开管弦乐”，即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一般不会再主动去听交响曲或者协奏曲。而一遍又一遍地沉浸在歌剧、清唱剧之中。这时再回味朋友当时随口说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时，我就不得不拍案叫好。丝同弦，竹即管，肉就是声带（人声）。现在最能让我神经抽搐的是小号（管）伴奏人声（肉）的乐曲。这听上去很有点玄乎和离奇，连我自己都不知所以然。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一路上能够遇到两个“导师”：《肖申克的救赎》的导演给了我一个线索、遇到一个良师他指点我走了一条近路。在这三十年里、尤其是电脑、网络盛行之前，我自认自己非常的幸运。
10-14-2024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追念张纯如
五十四，追念张纯如
“有时，活着就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塞内卡（前4-65年，古罗马哲学家）
“Sometimes even to live is an act of courage”——Lucius Annaeus Seneca
1
那是在20年前——
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上午9：15分。加州圣克拉拉县供水部门员工经过17号公路靠近熊溪路（Bear Creek Road）时看到公路旁边停着一辆车，他减速后按了喇叭。见对方没有反应便停车，走近后看到驾驶座上一个女士歪斜着的身上有血，……。她就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3-28/2004-11-9）。
4个小时之前，在圣·何塞距离这个自杀现场约25英里之外的一个连排公寓里，纯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醒来发现纯如和车子都不见了，却在她的书桌上发现了三份遗书，他立即拨了报警电话。
9个小时之前，同往常一样俩人12点时上床睡觉。大约凌晨两点先生醒来看到纯如在卧室外的过道里来回走动，便提醒她：睡觉吧，现在是凌晨两点。纯如回到床上。但不多会儿她又起床。先生坚持道，你需要睡觉。这样，看着纯如睡着后先生才入睡。
24小时之前，11月8日，星期一中午，纯如到枪店去买了一把老式“左轮手枪”。回家后发现自己无法把子弹上膛，遂回枪店要求帮助。路上在一间之前她们夫妇常去的寿司店吃了一份午餐。店经理知道纯如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她事后回忆说，她（纯如）好像不怎么开心（she appeared unhappy）。回到枪店，店员教她子弹怎样上膛。“她看起来心不在焉或者有点冷漠”（she seemed distracted or aloof），店员告诉调查事故的警察。当天在丈夫下班回家之前，纯如写了那些遗书。
48小时之前，11月7日，星期天。夫妻两人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海边码头上吃的午饭，然后去了夏米纳德水疗中心（Chaminade Resort & Spa）、一个占地 300 英亩的度假胜地。那天纯如还做了按摩。
72小时之前，11月6日，星期六。丈夫想着要给纯如一个有别于往常的周末，他们去看了刚刚上映的、根据黑人/盲人歌手雷·查尔斯（Ray Charles）生平排成的电影。“那是一部很鼓舞人心的电影，我觉得她会很喜欢的，”丈夫说。“纯如以前从未听过雷和他的音乐，回家后她还立即上网浏览有关雷·查尔斯的各种信息。”
11月6日那天，据保拉·卡门（Paula Kamen，纯如大学的同学、毕业后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好友）事后回忆：“我的手机响了，当听到纯如的声音时，通常热情洋溢的朋友听起来迷茫、沮丧、悲伤。‘保拉，’她说。‘我有事要告诉你。我病得很严重，……。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我发生什么事，你应该知道，我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n case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 you should always know that you've been a good friend.）
2
纯如是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代，1997年，年仅 29 岁的她撰写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而获得了国际声誉。由于她这一成就，她的声名让她自杀的消息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和互联网上迅速传开。人们不禁在问：一个如此成功、身边有爱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她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吗？她所揭露的黑暗历史是否让她备受折磨和摧残？她一心一意的决心和超负荷工作的习惯是否导致了她的死亡？她拒绝按处方服用强效药物，是否因此产生了致命的反应？等等。
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Champaign-Urbana）读的新闻专业。大四那年在《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芝加哥办公室实习，毕业后成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在报社当记者，这样她就申请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写作研修班（the Graduate Writing Semina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剧本创作、小说、诗歌和科技写作。她结业论文的题目是“科学的诗歌”（The Poetry of Science）。
纯如的表现和能力给研修班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推荐给了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的编辑苏珊·拉宾纳（Susan Rabiner）。拉宾纳那时正在物色一个懂科学又通晓中文的人来撰写“钱学森的传记”。这对任何初涉写作的人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双方签了合作意向之后纯如即开始了她的（全职）写作生涯。两年后，352页的《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又译作《钱学森之谜》脱稿。她也因此获得了“约翰·T和凯瑟琳·D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项目等”奖。
1994年12月，应朋友之邀，纯如出席了在加州库珀提诺（Cupertino）举行的“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了有半人高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那是我一生中所见的的最可怕的作品”，纯如说。更让她震惊的是，南京那场大屠杀发生已经50多年了，但英语世界里居然没有一本记叙那个血腥事件的专著。而可供参考的资料如外国传教士、驻华记者及美军军官的日记、胶片和照片等在美国就能找到。对此“我突然感到恐慌”，她说。
纯如认为，从人性角度出发，如果拿“南京大屠杀”同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比、或者拿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所带去后果相比，世人对当年发生在南京的惨剧的遗忘都是不可思议的。她意识到：人类社会进化中的这种残酷很容易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注脚——除非有人强迫世界记住它。这样，她决定用英文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叙事纪实性著作。之后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拉宾纳，并表示愿意自费出版。“不行的”，拉宾纳说，这不合我们出版社的做法。“请把你的动机和构想告诉我”。
《南京大屠杀》是一部关于1937 日本占领中国首都的残酷历史记载，它收录了日本军人在南京长达数周的暴行。书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暴行本身；一是掩盖事实。纯如说她写这本书的本意不是为了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她也没有打算分析做出如此暴行的民族之基因的构成。她想探询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杀人的魔鬼，她希望这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最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她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件事件应负的责任。她最后的结论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的人的产物，还不如说是一个危险的政府的产物。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从最初一万册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加印、最后售出了五十万册。同时，纯如本人也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人物，并到各地作演讲、签名售书，这确立了她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受害者发声的代言人形象。
2003年，“兰登书屋“下属的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了纯如第三本书：《美国华人：一部叙事历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它讲述了华裔如何克服巨大的障碍、在异国他乡塑造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从2003年11月开始、纯如开始写她一本书。内容关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对巴丹半岛投降的76,000至78,000名美国与菲律宾战俘实施强迫行军、虐待、屠杀暴行的。“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另外一个暴行。当年20多岁的年轻军人幸存下来后回国散居各处，如今都已经是耄耋之人。采访幸存者的行程从威斯康星州开始，纯如打算一个一个地实地访问。
2004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旅途中的纯如被疲惫和焦虑压得透不过气来，她住进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诺顿精神病院（Norton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Louisville），医生的诊断是“短暂反应性精神病”（brief reactive psychosis），让她服用抗精神病药及镇定剂。三天后，纯如父母专程赶来接女儿回家，医生告诉他们：她这次发病可能是个“一次性”事件，也可能是“躁郁症”（onset of bipolar disorder）发作的征兆。
“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狂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障碍，每 70 人中就有 1 人患有此病。该病的情绪变化周期（从躁狂高涨到抑郁低落）因人而异。如果不接受治疗，病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这样纯如不得不中断她的写作计划，她告诉出版人拉宾纳，“巴丹项目”可能要停一下了。拉比纳也同意：休息一下，“你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你的照顾”。
3
纯如同布雷特是大学同学。他毕业到加州读博，后找到了工作。那时纯如已经开始全职写《钱学森之谜》，所以1991年结婚时两人把家安在了硅谷。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出生后，纯如的父母也从中西部搬到了森尼韦尔（Sunnyvale），三代人住在同一个小区。纯如发病时儿子刚刚两岁，为了全力照顾纯如，他们决定把克里斯托弗送到伊利诺伊的祖父母家去。
在随后8、9、10三个月里，纯如每周单独到诊所两到三次。但她拒绝接受自己得病的事实，也决心不再回到医院去，她甚至说服医生减小给她的抗药计量。布雷特说，纯如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即使在发病的时候也不喜欢别人控制她，不让他参加她的任何治疗课程。这样，丈夫就只得在家里为纯如建了一个“健身房”；制定了一个“康复 20 点计划”，列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去海滩、给朋友打电话、吃得好一点、每天进行长达一小时的锻炼，等。9月份布雷特一度认为纯如的情况开始好转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纯如的父母亲也知道女儿自小性格独立、很有主见，不会轻易把内心真实想法暴露给别人，包括父母、家人和医师。那段时间大家对纯如的健康状况都比较担心，但谁都没有想到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她就决绝地离开了人世。
毋庸讳言，自杀永远是当事人对自己的解脱而对身边人的惩罚。同时，他人往往因为当事人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原谅他/她们，并为逝者的行为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其实（自杀事件的）当事人并不需要理由，因为自杀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时间退回到十年前，当纯如决定写《南京大屠杀》时，她的内心充满的是正义、责任。是那种道义的力量推动了她去同外部世界抗争。而在写的过程中，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对她的意志带来了伤害。而疲劳、焦虑、固执的性格是她患上“躁郁症”的直接原因。问题在于，在她最需要把自己对外界世界同情心折射到本人身上时，她却没有去努力反而轻易地放弃，从而输掉了同自己主观认知的“战争”。在美国，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个人生命远比患抑郁症的比例要低，因为忧郁症同自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这点来说，纯如走得太早、太匆忙也太可惜了。
其实，所有发生在当世的事情，如战争、瘟疫、事故，还包括生离死别、恨爱情仇，等等、等等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后人要么是重蹈前人的覆辙，要么是重见过往的旧事。但在纯如自杀事件中我发现有一个独特的环节：在她最需要感受亲情、施展母爱时，他们却把儿子送到了祖父家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缺乏对自己怎么来到人间的感性认识。但任何一个雌性动物，一旦成为母亲，她们却对生命的孕和育有着生理的、心理的双重感受及联系。孩子出生后，母子之间的血肉联系是无法割舍、也不可能被取代的。或者说，一旦有了孩子，母亲的生命便不再仅仅属于自己了。
二十年前，当纯如下决心向世界告别的时候，克里斯托弗不在身边。两岁的孩子根本不具备思维及表达能力、他不可能在电话里唤醒妈妈正在褪去的母爱。假如情况相反，11月8日下午纯如拟写遗书时儿子就在身边，或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学说话、练走路，那么她很可能会迟疑、会动摇的——也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11-6-2024
参考资料：
1.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2. 《旧金山纪事报》相关报道文章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回到现实
五十五，回到现实
这些年从家到机场的路我至少来回走了一百次，但前天早晨从国内探亲归来的路上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失落。路边、眼前“荒凉”的情象甚至让我怀疑起这样的生活究竟值还是不值得的问题。我知道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星期游居在喧闹的市镇后一下子回到北美乡下、眼前所见及两者之间的反差所带来心理上的一种失衡。这次回国特别留意到同龄亲朋好友目前的生活状况和质量，“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据说国内职场上年轻一代“卷”得非常厉害。与那个年龄段不同，如今正在接近或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那个群体住得宽敞且无房贷的压力，还有丰厚的退休金，所以日子过得阔绰、滋润。这让我不时会有假如不出国，现在大抵上也是这么活着的念头。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对我心理有侵蚀作用，它甚至动摇了我的一直以来的良好感觉。另外还有一种冲击来自于实质意义上的比较。
光说中国“人多”肯定太抽象了。据我观察，即使是白天上班的时间，大街小巷上也总是有很多人。机动车上路堵，停在居民区里也堵。街上的电瓶车见缝插针同行人抢道，而正在改造、装修的店铺则占用有限的路面，把我这个到处闲逛的步行者挤到了“寸步难行”的地位。那种拥挤即使在北美的大城市里都不多见，何况我这里的乡村。所以，当我开始熟悉那样的环境后，出了机场，自然就会对四周空旷生出了异样的情愫。
二十多天没有机会接触外网倒是让我头脑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月初投票后立即动身，这在心灵上有置身于真空世界的感觉。那些天里我不看国内的电视新闻，也不想同人谈及任何有关美国选举、投票的话题，因为我非常悲哀，自觉多年来坚信的理念、宗旨、准则等如今被彻底地鄙弃、亵渎和推翻了。如果说过去我把那里的“家”主动拆掉的话，那么现在回来面临的“国”则由（不同价值标准的）他人给毁了。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上次选举后一方不仅不认输、反而采用造谣、污蔑甚至攻击的手法去动摇社会的根基。而我笃信程序、规则和制度，如果在事实和法律面前不能求伪，那么我们就不能凭个人的意愿去怀疑、去糟蹋民主而拒绝接受结果。
我知道眼前“荒凉”的环境未必能够扼杀我的意志，但是如果美式民主制度毁了，那么我完全有可能无法定心安身立命的。
几个星期喧闹的生活让我从表面上看到了非民主制度的“效率”和“力量”。接触到的人基本上都对现实没有怨言，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信息层面上）生活在同外界隔绝的环境里的这个事实。相反，我听了最多的是：现在“什么都有”、如今生活“太方便”了之类的话。唯一一次是有人质问我：美国人怎么能够选举一个罪犯当总统？对此我无法回答。那时我就想，就算是十四亿人获得了知情权、投票权，我能指望民众按照抽象的标准如正直、诚实、人品、教养等作为标准去选择领导人吗？美国人不能，中国人也不能。我决定今后再也不主张、不向人推崇（advocate）民主了。
研究选举的专家早已经指出，选民往往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投票。这就又让我怀疑起这么多年来心心念念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值得的问题。但我的心智告诉我，推崇民主自由的人需要活在个人的理念之中。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会想到要给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多一点保护，比如提高最低工资，给予低收入者以医疗保险等等。可受惠者们并不会“感恩”，很多情况下甚至相反。而在具有真正崇高人格和灵魂的人是不会在意自己是否得益于个人的行为，他们注重的是付出、付出、还是付出。这样一想我倒也释然了——因为我的信念还那么的脆弱，我的人格还不崇高。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Re: 闲思乱想：回到现实
边君看到的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
我们倾向于认为，疫情后，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他们的消费越弱，买房的意愿也会越弱。
没有收入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敢买房。
云开雾散曙光现(现场PPT+演讲稿).pdf- 高善文
- (730.03 KiB) 已下载 3 次
人生如音乐，欢乐且自由
在线用户
正浏览此版面之用户： 没有注册用户 和 4 访客